现在到底是通胀还是通缩？这是去年以来争论很久的一个话题，核心点在于经济遇冷后，国家开启印钞机，进行了多次降准，向市场投放了资金，我们说印钱往往会引发通胀，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消费不振，部分物价不高，近期的CPI涨幅创了一年以来的新低，似乎意味着进入通缩，很多人疑问，印了那么多的钞票，通缩居然要来了？现在到底是通胀还是通缩？

大通缩来了？

1.印了那么多的钞票，通缩居然要来了？

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重磅数据，三月份CPI涨幅只有0.7%，创了一年以来的新低！意味着可能陷入了通缩！

现实中，通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比如深圳砍掉部分拟建地铁线，转换城市公共房产配套资源上的资金投入方向，这背后是人口在减少，人们的欲望降低，消费不振，财富增速也在放缓。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到底是通胀还是通缩？

我们知道，自从美联储于2020年开启大放水以来，全球的通胀被推升，尤其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再叠加俄乌冲突以来，能源涨价，欧洲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能源危机带来的通胀。

欧美的通胀过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8%，甚至超过了10%，很多民众因为生活成本升高，还搞起了抗议。

于是，美联储又不得不于2021年大规模的加息，收紧流动性，但是通胀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很多西方国家甚至新兴经济体几乎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同步，但我们的有所不同。

在美联储大放水的时候，我们没有跟随，在加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跟随，我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合理稳步的推进货币政策。

所以，我们的通胀没有怎么明显的上升，无非就是猪肉的价格，一直在周期内剧烈波动。

在今年全球依然处于加息周期的阶段，我们在适度的放宽货币，增加流动性，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我们不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

所以，市场上就有了为何印了那么多钱，带来的还是通缩？

三月份CPI涨幅只有0.7%，无疑让大家对这个话题更关心。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反映的是基本生活成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数反映物价涨幅，比如蔬菜水果、猪肉、农产品等涨价的幅度如何，进而可以判断是通胀还是通缩。

0.7是个什么概念呢？2022年9月份的时候，是CPI涨幅是2.8%，2023年1月份的时候，是2.1%，2月份的时候只有1%，三月更低了，连续几个月，断崖式下跌。

很多人可能以为CPI过低不好吗？说明物价不涨，生活成本低，但其实这代表着经济的不活跃和消费低迷，因为大家不敢花钱了，这让商业、制造业会陷入不景气，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是不好的！

再结合PPI数据来看，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5%，意味着供应增加，价格下跌，需求下降了。

其实这两者也是相互影响的，因为需求下滑，制造业不得不降低价格以吸引消费者购买。反映的是民众消费积极性不够，经济复苏可能会放缓。

也就是说，这个数值要在合理范围才是健康的！

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把CPI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基本在2%左右，当超过3%时，大家就会担心了是不是要发生通胀了？

低于1.5%，并且维持在这个水平一段时间，又会引发通缩的担忧！

不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调整，一般来说，通胀了就要收紧货币了，也就是要加息，而通缩了，就意味着放宽货币，可能会降息降准。

如今，三月份CPI涨幅只有0.7%，这个数值确实比较低！

但问题就是，之前央行明明往市场上释放了大量的M2货币，可为什么我们还会出现通缩的压力呢？

2.印了钱居然还通缩？

央行披露的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高达275.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9%，较1月份直接增加了1.71万亿，可见央行开足了马力，市场上的流动性很充足！

此外，今年3月，我们还开启了全面降准，降准0.25个百分点，有分析人士预计，本次降准或释放6000亿中长期资金。

此外，央行行长易纲曾指出，过去五年，通过14次降准，不到8%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像过去那么高了，此次降准之后，我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7.6%。

可以看出，确实国家在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但为何CPI会这么低？

而且从去年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适度的释放流动性，用大家的话说，就是在印钱，为何还是会有通缩的压力？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又比较容易理解。

为何印钱还会通缩，说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是通缩，但是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并非如此，反而可能是通胀。

因为印出来的钱，大都流向了资本市场，楼市，大企业等手中，最后可能到了富裕阶层手中，并没有流向老百姓手中。

这一点拿存款数据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去年是疫情对经济影响比较大的一年，大家消费信心不足，但数据显示，2022年，居民储蓄存款增加17.84万亿，净存款增加14万亿。

再看今年，数据显示，1月新增居民存款超6万亿创新高。

经济下行，存款增加，大家都喊着收入降低，没钱消费，但居民的储蓄却增加了，而且是超额储蓄。

数据公布出来后，专家建议拿出1/3的存款买房，经济就复苏了，但舆论却出现了偏向！

很多网友说，这些都是富豪新增的存款吧，或者资金比较大的富裕阶层，因为现实中很多人连房贷都付不起了，出现了断供，甚至是弃房断供，这部分人是没有储蓄的。

甚至大部分在收入下滑的背景下，都捂紧了钱袋子，不消费，这自然会出现央行释放流动性，并没能刺激消费的情况。

当然，即便是有钱人，把钱存了起来，也说明现在大家确实是不那么愿意投资和消费了，因为对未来的预期不那么好。

其次，我们再看收入，印出来的钱，大家的收入没有增加，消费积极性不够，准确的说，钱没有流入普通民众的口袋，拿什么去积极消费。

这也是大家一直说的一点，此前一直说刺激消费，但是很多百姓说，消费不用刺激，只要收入增加了，自然会去消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出口疲软，全球的消费都在收缩，外围消费收缩原因也是很好理解的，我们知道，欧美国家经济陷入衰退，通胀高企，需求自然就下滑了，再叠加美国在经济上的逆全球化，自然导致外需不足，我们的出口就出现了下滑。

内需没有起来，外部需求又不足，造成工业生产品过剩，PPI下跌，压缩工业利润，内需不足，又导致企业降低产品价格，自然就会导致CPI下行，大家的消费信心不足。

第四，地产整体下行，虽然地产不计入CPI，但是地产相关的产业链计入CPI，房贷利率降低，也会体现在CPI中。

地产的下行导致其他相关联的行业陷入了不景气中，但即便利率下行，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再去买房，这些都说明大家整体的信心低迷。

3.专家：印钞机尽力了，先消费

就在大家消费不足引发了通缩之后，马光远说印钞机尽力了，但需要一部分先消费起来！

于是又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很多人表示，印钞机是尽力了，但钱没有流入到老百姓的口袋中，怎么消费起来？

看来核心的矛盾还是在这里，根据我们的前面的分析，印钞机印出的钱是够多了，但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收入没有增加，消费不足依然是个问题。

而这部分人的消费，就直接会影响通缩，即便老百姓没有感受到物价下降，因为他们没钱消费，甚至不敢消费。

也就意味着通缩的时候，并不是能感觉买到更多的东西了，或者说能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了，而是一种无力感！钱的购买力是增加了，但是大家的收入减少了！

尤其是对于高负债的人来说，通缩远远比通胀来得可怕，因为通缩的直观感受就是手里缺钱了，也就不愿意花钱了，企业也不愿意投资了，这就会让整个经济的增速都会停滞下来！这样失业率也会增加！

而且通缩下，很多人背负着房贷，车贷，影响也会很大，在通缩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看到资产的价格缩水，收入下滑以及失业率大幅的攀升，但是负债是不会变少的。

就拿房子来说，大部分80后，90后，可能都背负房贷，房价下跌，跌个10%，意味着房子缩水，但负债没变，除非房贷利率大幅下滑，不然损失确实大！

而80后，90后，又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消费不振，对经济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再叠加如今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或者说压力大，国家老龄化，少子化等，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避免进入日本当年的通缩中去！

这个时候，就需要解决问题。

而针对收入下滑，没钱消费，有人说，国家能不能发钱消费呢？而不只是说去刺激消费，要有实质性的动作。

没错，刺激消费是要有实质性的动作，但是发钱消费是不可取的，钱从哪里来，国家现在财政是赤字的，是不是意味着要印钞？

但是印钞的结果呢？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没有流向老百姓的口袋，即便是印出来，直接发，也不合理，给所有人都发，等于没发。

除非是给部分低收入群体发，但可能依然不消费，当然这也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当下，国家需要采取措施，需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其实，国家在多次会议中都说了这一点，说明国家是有这样的决心的。

但现实中，这部分人的比重比较大，如何落实提高收入是个问题。

必须从企业的角度上解决，这就又到了整个经济大盘，民营经济活跃度等问题上，经济活跃起来，企业正常运转，提升利润，才能推动就业和经济复苏，增加百姓的收入。

这个方面，就要求我们做好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引导企业深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东盟等区域市场，加大对外出口创汇。

而且，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加速，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贸易上的优势。

其次，还有大众提及到的优化再分配，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税收，加征富人税等，让收入分配更合理等。

当然，还有其他的措施，总之，要真正的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必须拿出有效的方案，相信国家后续也会有针对性的措施发布。

“印钞机”输给“存钱罐”？

“买的起的在涨价”，“买不起的在降价”。最近关于通缩的话题都吵翻天了，为什么印钞机哐哐的印钱，大家却不敢消费了呢？

按央行的数据，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5.39万亿，其中住户存款增加了9.9万亿，3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5.71万亿元，同比多增1.22万亿元。

这什么概念呢 ？

去年是公认的“暴涨之年”，住户存款总共是新增了17.84万亿，较2021年多增7.94万亿元，较2020年多增6.54万亿元，较2019年多增8.14万亿元，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而今年这才过了1个季度，住户存款的增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一半了。

为什么存款会突破天际？

因为大家都不敢消费，不敢投资了，这就是通缩的前兆之一。很多人说，通胀我熟啊，从出生以来好像都是的，物价一年比一年高，但通缩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商品产能过剩或者需求不足，导致物价啊工资啊跌跌不休，商品卖不出去了，企业的日子就不好过，工作就不好找，工资也要降低，而工资降低了就更不敢消费了，所以商品更加卖不出去，所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通缩可能比通胀可怕的多。

穷人的钱正在贬值，富人的钱却越来越值钱

通胀的时候虽然都在涨价，但是好歹工作是不难找的，而通缩呢，可能意味着丢掉饭碗，虽然说物价降低了，但是柴米油盐的花销可能不会少，这些是属于生活必需品，再通缩大家都得吃饭呢。

更扎心的是，通缩会使得穷人的钱更加贬值，而富人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了。

可能有人不信，同样是人民币，购买力怎么可能不一样？

告诉你一个扎心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全国CPL，同比上涨0.7%，创下了最近一年的新低，CPI是啥，它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叫穷人指数，CPI增速大于3%，说明正在通货膨胀，就好比现在美国，东西一天比一天贵。

但这个数字是不是越小越好呢？也不是的。一旦CPI增速低于1%，就说明市面上流动的钱正在变少，经济朝着通缩的方向去发展，大家都舍不得花钱，东西越来越便宜。

看到这，是不是有人会说，这不是好事么，以前十块钱买个煎饼果子，是不是以后可以买两个了？

可你再仔细看看，我们的CPI指数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4%，也就是说你吃的水果、猪肉都比去年这时候贵了。而价格下跌的是什么呢，是工业消费品，也就是汽车、手机、电脑、游戏机等等。你的煎饼果子可能还是那个价，有钱人呢，原本可以买一辆豪车的钱，现在可以买两辆。

经济的波动就是这样，涨价往往是从吃饭穿衣这些基础的日常消费开始涨，降价呢，往往是从房子、车子这些高端消费开始降。

当然，这一个月的CPI数据不能说明什么，但你要知道，假如CPI增速长期持续下降会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卖手机、买高档护肤品、奢侈品服饰的，这些中高端消费品行业生意会特别难做，只能赔本赚吆喝，或者干脆破产倒闭。而那些在路边卖2块钱一根烤肠，7块钱一杯奶茶的，在网上卖几十块钱的口红，生意就特别火爆。

因此，穷人的钱越来越好赚，富人的钱越来越值钱了。

还有通缩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资产价格下降，工资下降，百业萧条。对于本来就没什么现金储备的穷人来说，通缩到来，所有负债将面临暴雷。

举个例子，目前我们基本收入都用于房贷，每个月房贷5000；在持续通缩情况下，下个月的房贷5000，与这个月的5000是不一样的。下个月的5000比这个月可以买到更多东西；而且持续通缩将导致收入持续下降，在家庭收入减少下，往后每个月实际还款债务都在递增！我们都知道，现金为王。然而普通人是没有这么多现金储备的。市场越缺钱，钱就越值钱；越值钱，普通人就会越没钱。社会财富整体缩水，所有人都在为银行打工。

而且，当人们口袋没钱的时候，消费欲望就会进一步的下降，物价就更提升不起来了，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当人们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想在重新提升消费就难了，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现在是低欲望社会，但其实六七十年代巅峰时期的日本，那也是消费主义盛行，全世界的买买买。自从80年代末经济泡沫破裂，人们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央行连续几十年拼命放水，甚至长期负利率也救不回来。

当然现在日本人过的也不错，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可我们不一样，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呢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比较良性的宏观货币环境，也就是温和通胀。

至于通缩有没有来，目前是存在争议的，每个人的感受也不同，但是大家看看自己找工作的难度以及自己工资的变化，再衡量一下自己花钱消费的欲望，答案可能也在心里了。

2016年春天，我和朋友驾车从成都出发，经贵州、广西，花三天时间到达广州。这一趟横穿中国西南腹地的旅行，让我发现：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只蛋糕，那么繁荣的珠三角只是蛋糕表面上那一层薄薄的奶油而已。

连绵不断的居民区、星罗密布的工厂，以及建在郊区的大型商超、车行等汽车时代的特征，都要进入肇庆甚至佛山境内才开始涌现。

这时候，穿越漫长山区和田野的无聊会转化成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振奋乐观，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认为，城市化会由沿海地区向内地缓慢推进，沿海与内地的区别只是时间问题，后者晚起步一二十年而已，低生产率和人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会自然而然的从沿海向内地溢出，所有在沿海发生过的故事都有机会从东向西，由南至北，在内地重来一遍。

然而在此请先记住我的结论：

在长三角珠三角发生的这一切，也许永远不会在内地发生，沿海和内陆的命运早就已经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的方向。

水泥钢筋现代化

我过去三年都没有在四川老家过春节，今年回去，第一个感觉是「变化巨大」。

以我爸妈生活的小县级市江油市为例，新城区的面积是老城的一半大小，碧桂园和恒大都在郊区建了超级大盘，宝龙集团在新区建了一个据说是全地级市范围内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去年刚刚开始营业。

除此之外，还有绵阳市的新机场、以及据说是西部最大的游乐场等大型在建项目都在江油境内，这也使得本市的房价从两年前的3000多块，飙升到了五千以上，一些新盘的认购价已经接近七千。

买了房子的自然是欢天喜地，在家庭饭局上，亲戚们都认为，由于本市还有一半的人口没有进入城市，以及附近两个农业县对本市的强烈认同，江油会有新一波的人口涌入，房价将会进一步抬高。

我家窗外的新城区

这种乐观当然不是江油独有的，每一个地方都在为自己的房价和未来发展感到乐观。

在上面一级的地级市绵阳市，过去两年的房价几乎也有一倍的涨幅，本地电台鼓吹多年的「房价过万」终于实现了，较好的新小区楼面价已经在一万二以上。

不过绵阳市的房价逻辑并不完全因为基建或者「城市升级」，而是本市津津乐道的「（中学）教育强市」，人们相信本市中学的强烈吸引力，认为甚至陕西甘肃云南的很多人都为了子女上中学，正在迁入本地，为房价上涨推波助澜。

变化的不仅是房价，几年内现代化大型商超新开了不少，餐饮也琳琅满目。日料和潮汕牛肉火锅不仅常见，而且都有了相当正宗的店，ZARA、汉堡王等过去认为大城市才有的商业也已经在这个城市扎根。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打算引进网红品牌喜茶，说完以后他问我，「你觉得现在我们这里和广州的消费档次区别大吗？」我说除了还没有奢侈品专卖店，区别真的不大，朋友立刻纠正我，其实本地的奢侈品消费已经相当流行了，完全应该支撑得起专卖店的流量。

我家楼下的潮汕牛肉火锅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其他「回乡见闻」必然谈及的，此外要谈及家乡的现代面貌，不吹一下高铁也不合时宜。江油市可能是中国唯一拥有三个高铁站的县级市，再加上正在建造的机场，堪称基建竞争的大赢家。

实际上，借助高铁，春节期间我第一次实现了一天之内跨越四川四个城市的旅行，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停留，而且横跨了川南川北。

在不断生长的钢筋水泥面前，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由于小城市房价更低、生活成本更低，也难怪有人喊出了「中国内地生活水平已接近美国」的口号。

农村幸福门槛

回家第二天，我和太太来到我小时候生活的小镇，小镇并没有和城市一样蓬勃生长的新区与商品房，可见的主要变化是楼房多了，以及镇上几乎每个家庭都普及了汽车。

不到内地乡镇，你可能不会知道有这么多销量惊人、价格炸裂的中国品牌SUV，作为一个汽车爱好者，很多车连我都是第一次看见实物。

奔腾、宝骏、力帆、北汽幻速、众泰、金杯、瑞风、昌河的SUV阵营涵盖了农村家庭的主要购车范围，这些车的共同特点是：适应农村路况、体型较大能装、加保险在内的全套购车成本可以控制在10万以内，一般不超过8万。

原以为会通杀四方的哈弗H6、传祺GS4、吉利博越，反而因为售价较高，在镇里难得一见。

我们两个人站在我表哥的楼顶，我告诉我太太，建造这栋体型庞大、设计极端随意的楼房花费了50多万元，在它修建的时候，同样的钱可以去江油买两套小户型，于是她问我，「这钱为什么不去江油买楼等升值呢？」

实际上，周边大大小小的农民自建小楼，成本都在30万以上，这笔钱两三年前拿到江油去，都可以买一套房。城里的房子有机会升值，而且方便出租，但乡镇的房子只会慢慢贬值，租也不容易租出去，而且租价极低，看起来是非常不划算的选择，但农民有自己的考虑。

镇里的农民自建房

首先，宅基地划拨来之不易，一旦获得了批准，必须建房把它占起来才能放心。

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城市买房，后续的城市生活成本始终较高，而在农村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让自己和子女结婚都有了住处，再买上一辆车，基本上算是农村生活的stage通关了，用我太太的话说，就是「余生可以躺着活了」。

由于退耕还林，我老家乡镇周围的农民，大多数都只维持很少的土地，留在本地生活的以老年人为主。

农村「新农保」覆盖率极高，再加上本地大多数人都有失地农民补贴，因此很多普通农民在60岁以后可以领到一千元以上的社保，一对夫妻就是两千多元，这笔收入在城市不够用，但在农村却是足够。

我们算了一下，原来在老家小镇，「躺着生活」的门槛就是30万元的建房成本+10万元购车成本，40万元即可人生通关安享晚年，还挺让人羡慕的。

不过，40万元在乡镇和农村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年轻人如果出门打工积攒这40万，即使每年存3万元（也就是每个月积攒2500元），存够这笔钱也要十年以上。

而要留在本地，实现这笔积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镇上极少有工作岗位，在手机店和小饭馆当个营业员，一个月都只有一千多块钱，看统计数据的话，绵阳市2017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752元。

所以，镇上的「平均建房年龄」，比城市的「平均购房年龄」要大得多，这些小楼的房主年龄基本都在中年以上，某种程度上，能住进镇上这种小楼，实现「有房有车」并不是普遍现象，而是本地农村的「成功者」。

这么一看，「躺着生活」离普通农村人，其实又仍然很远。

而且，躺着生活也没有那么丰满。我本来以为，家家户户有车会让本镇开五菱宏光跑客运这门生意消失，然而并没有。

买了车不等于实现汽车代步，因为油费对普通人来说太贵了。例如到临近的江油市往返一趟，自己开车的话，差不多需要50元油费，而搭车只需要20元，因此很多人的私家车只有在全家出行或者去不方便搭车的地方才会使用。

镇上真正实现了汽车代步的是公务员和教师等「国家单位人员」。一对有一定工作年限的教师夫妇，如果算上住房公积金，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15万元（去年北川县教师的年终奖是每人三万元，公务员则为五万元）。

这些家庭的汽车选择也截然不同，基本上都是合资品牌，车价分布在15至20万元之间。当然，他们也不算彻底的本镇居民，一个乡镇的教师或者公务员即使还没有在江油市或绵阳市买房，到结婚的时候也一定会买，「进城」这件事在获得公职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为什么乡镇的公职人员可以实现「城市化」而农民不可以，归根结底还是收入水平。一个农民即使攒够一套全款的钱，也难以负担后续的城市生活成本，只能留在本地盖楼、买车。

「躺着生活」实际上是选择低收入低开销模式。

内地的商业机会

如果说乡镇的「成功」门槛是40万，那么在绵阳的门槛是多少？每个城市都流传着「本地有钱人众多，豪车如云」的都市传说，绵阳当然也不例外。

人们一般说的「豪车」是以品牌而非价格划分，例如丰田汉兰达、本田冠道，没有人认为属于豪车范畴，但与它们实际价格差不多的宝马X1或奥迪A4则算是入门豪车。以这个标准来看，绵阳的「豪车」普及度确实颇高，我的不少朋友都已实现了豪车代步。

但把豪车等于车主有钱，则极大的高估了豪车的含金量。

豪车对广东人而言，属于汽车方面很普通的选择之一，并不具备什么人生意义。但豪车在内地的意义非常重大，开上BBA和买房一样（注：BBA是指奔驰，宝马和奥迪三个品牌），是小有成就之后的必然选择，也是在竞争游戏中通关的证明。

一个人如果已经有了一套房，没有太大的还贷压力，每年又有个十几二十万的收入，就要开始动心思按揭一辆宝马3系，「走上人生巅峰」了。

但实际上，有房有车的成功只是阶段性的，在绵阳我和几个发小吃饭，饭桌上除了一对中学教师夫妻和一位某支行副行长，另外两位开上了「豪车」的朋友都想跟我聊聊创业。

其中一位08年以后开始搞基建，高峰时期每年有一百多万的利润，几年前公司效益好的时候给家里买了三套房，给自己买了卡宴，老婆也开上了奔驰，但近几年基建潮退，过去两年基本没有收入，手头不剩多少余钱，公司也正在办注销。

另外一位在公路设计院（私企）工作的朋友，08年就开始月入两万，但收入已经十年没有增长，本地消费水平却越来越高，目前觉得生活逐渐吃力，主要年纪大了熬夜画图日渐吃力，也觉得必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不能再这么手停口停。

跟汉堡王、ZARA一起出现的，是快速上涨的消费水平。

买卡宴的朋友说，原本以为挣个千把万就足够在这个城市安度晚年，结果一千万没挣到，物价却越来越高，比如子女读书，不管上公立私立，一年三五万总是免不了，而日常消费，喝茶泡吧吃火锅，包括停车费，都基本不比成都低。

物价升高的同时，收入却并没有同步提升。

十年前一个本地饭馆帮工的月薪是不到两千，现在则是两千多块，十年增长了几百块而已。最能体现收入的是房租，一千五左右就能租到市中心的大两房，也跟五年前基本毫无变化。

过去十年，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一起增长的只有政府雇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十年前本地普通教师的退休工资是三千左右，与私营企业工作一两年的本科应届生持平，但今天私企里的本科生仍然拿着三千多的工资，但一个2018年退休的小学教师，退休金可以拿到7000以上。

当你和一个绵阳生意人讨论创业，很多人的第一句话是「要挣钱就要搞好政府关系，挣政府的钱」——大概这才是内地和沿海最明显的区别。

这倒不是因为本地生意人崇拜权力，而是如果不跟政府玩，你剩下的空间非常小。

发达的物流业已经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市场，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落后产能被迅速淘汰，比如，中国越来越不需要内地的服装鞋帽玩具厂了，有长三角珠三角就够了。

除了已经做到上市或接近上市规模的化工、医药、食品加工等中大型企业，内地普通的民营企业已经很难再出头做大，2017年A股申报上市的388家企业，有270家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整个四川只有9家。

手机，电器，化妆品、箱包、五金，甚至家具……它们的生产都越来越集中于沿海地区，内地唯一能参与的事情是购买和分发。

2017年盖得（注：盖得排行是一款为有消费升级需求的人提供的客观、中立的商品品牌排行的产品,帮助用户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最有用的信息）排行的900多个商品排行榜中，推荐消费者购买的中国品牌有1633个，其中1348个品牌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只有285个品牌属于内地省份。仅广东一省，就有469个被推荐品牌，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消费品类，被推荐品牌最多的内地省份是四川省，只有39个品牌。

一家行业头部公司并不仅仅代表它自己，它的背后还有上下游产业集群。绝大多数生产企业的头部公司位于沿海地区，意味着这些行业的配套产业、供应链、工业物流等发展和就业机会也都不在内地。

而互联网新经济的生产比传统经济更加集中，例如互联网广告的产业规模是3500亿，绝大部分被北京、深圳、杭州三个城市瓜分；游戏是一个2000亿的产业，但同样只要广州深圳成都等少数几个城市，就基本瓜分了全国市场。

对普通小微企业来说，内地只剩下两个生意：

1.餐饮或本地服务。

2.从政府分钱，或者依托政府权力寻租的生意（赌博机、洗浴中心等）。

但是，据非正式统计，餐饮企业年换手率超过三成，也就是平均一家餐厅只能开三年多就破产了。

所以你不能不理解为什么内地对「稳定」（其实也就是过去的「铁饭碗」）有那种变态的热衷，因为体制外确实没什么机会和空间。

还是说回我开卡宴的朋友，他现在有点后悔当初错过考公务员的机会，打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项目，只好重操旧业，先找个4S店去做做销售。

财政依附型经济

内地在生产上变得不再被需要的后果是，过去几年所有内地省份的财政收入都无法承担财政开销，需要划拨沿海地区的收入补血。

在财政上，整个内地都在变成负资产，而且这种趋势难以发生反转。

那么GDP是谁创造的？

以我老家所在的绵阳市北川县为例，北川县2017年GDP是50亿，政府公共预算收入是4.51亿，而政府支出是24.45亿。对比地震前的2007年，北川的GDP增长了4倍，而政府支出增长了8倍。

整个绵阳市2017年的GDP是2075亿，政府的公共预算收入是111亿，支出是416亿。跟2007年比较，绵阳的GDP增长了3倍，政府支出增长了4倍，此外还增加了约200亿地方债。

如果拿绵阳和我生活的广州市番禺区做个对比，2017年番禺区的GDP和绵阳差不多，也是2000亿，番禺的政府公共预算收入是141亿，高于绵阳的111亿，但番禺的公共预算支出是133亿，远低于绵阳的416亿。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内地特色：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进入体制内，你就是食利者，能够参与分蛋糕。如果你在体制外，最有价值的方向也是参与分体制内的大蛋糕，这也就难怪生意人眼中本地最主要的生意就是「挣政府的钱」。

零八年以来大量涌现的本地新富，主要是因为抢到了政府的基建蛋糕，政府工程的钱太容易挣，扣除关系和灰色成本，两台挖掘机一年也可以挣一两百万。

这就是我所谓的「财政依附性经济」，即本地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围绕政府支出展开的，政府开支带来的增长只惠及少数人，政府工作人员带来的消费力上升则可以缔造虚假繁荣，由此产生由基建和投资拉动的「钢筋水泥现代化」与民间的低收入并存。

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基建和政府雇员的消费，这些地方的经济活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最有代表性的是政府倾力打造的经济开发区。本地的经济开发区到处是破产企业，银行的朋友说，这里面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因为政府扶持而存在的，一旦拿到贷款或者补贴，企业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财政依附型经济本身也是自我加强的，地方政府发现，花更高的成本供养更多的人，搞更多的基建（争当「基建狂魔」），才能在转移支付中分到更多的钱。

去年四川推出了新的行政和事业单位退休工资政策，按照这个政策，未来几年后退休的普通乡镇公务员或小学教师，都可以拿到每月上万元的退休金——这个政策最后因没有得到同等利益的已退休人员的强烈抗议而中止。

不过我觉得，内地变成财政依附性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变成纯粹的财政负资产，而是在未来的经济分工中，彻底失去参与的机会。

那么，也就是民间经济像东北一样沦陷，而政府开销则不受影响，甚至越来越高，以维持GDP数字。

沿海与内地

如果内地的沉沦是必然的，那么沿海会不会受其拖累呢？

我认为内地的沉沦并不必然拖累沿海，相反，沿海作为最后的税收奶牛，会得到最多的发展机会和政策资源，因为这些地方垮了就什么都没了。

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开土地，保护私产，开放金融和通信，一切皆有可能，必须得让沿海挣钱，才能养活中国。

除了经济状况的撕裂，未来内地和沿海可能会因为这些原因，产生其他方面的差异。

其实，如果解开户籍和土地制度这一对锁链，内地的未来也未必悲观，内地人可以自由的往沿海移民，而越来越变得地广人稀的内地，土地可以被资本集中，产生出巨大的价值。

中国经济进入内循环，人口红利几乎消失，房价也随之见顶，房价是完全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

那么中国房价此时有两个选择，

一是按照经济规律自然的下跌，二是在政府的管控下冻结保持横盘。

显然政府采取的事第二个选项。

如果房价真的暴跌，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是承受不起这种冲击的。这个事情的后果会很严重，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稳定，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

所以政府只能用近乎极端的方法来限制房价的涨跌，比如出台文件采取限跌措施。

但是，中国的房价正在回归计划价格。

价格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而不是供需关系。

当价格不再反映供需的时候，市场交易就会停止。

如果楼市被强制冻结，那么市场上的热钱和中产的积蓄，很大概率会流入股市。

可是，中国的股市比楼市要残忍很多，那个是真正的韭菜收割机。

在其他管道都被官方堵死的情况下，资金也只能是铤而走险进入股市，因为股市虽然风险大，但起码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持有现金不做投资，那手里的人民币很快就会被稀释的所剩无几了。

Daniel H. Rosen在《外交》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上台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作者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并非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性，他不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可惜的是，每一次，当经济改革和掌控权发生冲突时，中国都选择了退缩，但是中国领导人应该看到，经济改革虽然艰难，却也是唯一的出路。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

许多观察家现在都看着中国在玩一个高超的游戏，看到中国拒绝改变政策来适应全球规范，并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现实情况是，中国政府曾多次尝试改变，但每次都没能成功，不得不重走老路，这并不代表成功。

抛开疫情时期的反常现象不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恶化。除非领导层找到回归经济自由化的道路，否则中国的未来将与政府描绘的美好前景大相径庭。

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中国从几十年前的极端贫困上升到中等收入地位的一个可喜结果，这没什么好否认的。但是，如果中国不能容忍政策辩论，不能承认政府能力的局限性，不能约束其政治野心，那么中国的经济成就会消退。

对近期挫折的客观评估表明，时间已经不多了。迄今为止，中外投资者和企业以及其他国家政府都假装中国改革成功了，或只是推迟了改革，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曾尝试改革，但以失败告终了。

中国最高领导人可能认为，他还有十年的时间来修补国家的经济模式。盘点政府已经启动但随后放弃的许多重大政策计划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增长耗尽之前，留给中国的时间最多只有几年了。如果中国的领导人等到最后一分钟，那可能就太晚了。

夹在中间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鹰派人士一直声称他们是正确的：中国没有改革，也从未打算改革。有些人甚至认为，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共就一直在欺骗华盛顿。

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只是在假装对自由化有兴趣。

这是对中国经济道路的误读。在1978年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时代，政府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内部资本流动和失业等经济力量的控制。

为了刺激增长和创新，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经济中的战略敏感领域，如电信和航空航天。中国意识形态中的信仰根基在这一过程中让位了。

当邓小平刚开始改革进程时，国家几乎制定了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除了少数价格外，其他价格都由市场竞争来制定。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允许10万多家国有企业倒闭，导致2000多万人下岗。到2020年，其让外国人在中国建立价值3万亿美元的企业，其中许多企业与中国现有企业展开了直接竞争。

然而，尽管这些政策举措意义重大，但它们是改革中比较容易的那部分：大多只需要官员们简单地避开障碍。中国政府并没有发展市场，只是让市场在政府规划的泥潭中成长起来。

国家干预减少，跨境投资壁垒、内部收费和税收的取消改变了中国的经济轨迹。在1978年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GDP从每年增长5.5%甚至更低（这是低收入国家的典型情况），加速到两位数，使中国成为了一个经济巨人。

但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改革中容易的这部分中国政府已经完成了。为了确保持续的强劲增长，政府要积极参与，促进良好的治理和公平竞争，并对浪费的投资施加严格的限制，这是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监管国家都要面临的挑战。

然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宽松的信贷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工具，每年的偿债成本从此前估计的3万亿猛增到8万亿。在2012年本届领导人上台时，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到个位数，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正在下降。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一旦一个国家摆脱了贫困，就更难实现增长。

中国最高领导人带着使命上台了。从一开始，他就着手巩固自己的权力，将政治局常委从九人缩减到七人，并亲自主持几乎所有负责制定政策的重要小组。他选择了著名的市场化倡导者刘鹤，作为他在经济方面的智囊。

他为改革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在2013年发布了一个被称为“60项决定”的改革措施。他承诺让市场在指导经济成果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以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欢迎的方式重塑政府的作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确保公平竞争和监管，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中国领导人被他的经济学家们说服了，如果没有大胆的行动，中国将面临自己的内部债务陷阱。这位领导人在他任职的第一年写道，如果不能对经济进行改革，“我们只能是死路一条”。

刘鹤开始了行动。2013年春天，政策制定者将目光投向金融系统中充斥着高风险债务的部分。银行正在以高利率发行短期理财产品，并将收益用于投资风险更大的长期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即央行，决定通过切断这些银行获得短期资金的渠道来打击银行的这种行为。此举产生了巨大的意外后果：银行非常惊讶，他们立即停止贷款，导致短期借款利率从2%到3%左右上升到20%至30%之间。

中国股市暴跌超过10%，因为交易者无法通过任何可用的流动资产获得现金。中国人民银行迅速退让，恢复了对银行的短期融资。然而，正如央行所担心的那样，这只会招致更多的冒险行为。

从2013年到2016年，通过短期货币市场的借款增加了五倍，所谓的影子贷款激增，中国的银行向第三方机构提供资金，而第三方机构又通过不受监管的渠道（如为股市投机提供保证金贷款）和向风险较大的借款人贷款来寻求更高的回报。

进两步，退两步

这次银行间市场危机只是时代特征的第一个迹象：大胆的改革尝试，然后在这些尝试引发不稳定和动荡后退缩。

这种模式在2014年再次出现，当时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使中国公司更容易直接投资海外，如果它们要从制造基本商品出口转型到经营全球业务，这是必要的。

中国公司确实进行了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从2013年的730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160亿美元的高点。对外投资的爆炸性增长远比任何人预期的要大。其中一些投资为中国赢得了作为全球参与者的炫耀权利，例如，安邦保险对华尔道夫酒店的收购，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对嘉年华邮轮公司的风险融资。

但是，随着这些外国资产的堆积，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年来由于持续的贸易顺差而建立起来的外汇储备，几乎下降了四分之一（从近4万亿美元下降到3万亿美元以下），因为中国的参与者使用美元来投资海外。到2016年底，政府对迅速的资金外流感到焦虑，决定暂缓改革，并重新实施资本管制。此后，对外投资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税收政策是起初积极行动的另一个领域。2014年6月，政治局批准了一项国家财政和税收改革计划，其中要求由楼继伟领导的财政部控制地方政府的借款和支出，并引入房产税。

这些任务本应在2016年之前完成，然而，在期限过去五年后，财政部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自改革启动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实际上有所增加，现已退休的楼继伟公开警告说，财政风险正在笼罩整个系统。

智囊团知道政府支出不可能永远推动增长，因此转向了企业部门。领导人承诺淡化国家的霸权角色，为企业管理其商业活动提供空间，减少政治干预。试点项目旨在授权独立董事对战略和领导层进行决策，减少政府的作用。

其他改革旨在明确哪些行业适合市场竞争，哪些行业需要国家继续控制。然而，这两项努力都停滞不前。自2017年以来，在国有企业中，政府一直控制着所有公司事务，并试图扩大其对私营公司，包括外国公司的影响力。

现任领导人上台后，还试图释放股票市场，以减轻国有银行的融资负担。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一直令人担忧，而利用股票市场上市来去杠杆的前景是很诱人的。

中国政府羡慕西方股票市场的活力。2013年，政府简化了首次公开募股的要求，一年之内，有48家公司完成了IPO，另有28家公司获得了监管机构的批准。官员们还取消了对保证金交易的限制，国有报纸上的社论鼓励人们扎堆购买日益泡沫化的股票。

很快，中国看到了这种赌博的弊端。2015年6月，在官方对不可持续的趋势的支持受到质疑后，泡沫破灭了：在一个月内，股市市值蒸发了三分之一。今天，尽管整体经济大幅扩张，市场仍然比2015年的高点低25%。

意想不到的后果

银行业是领导人希望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领域。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个期待已久的里程碑：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完全自由化。这些利率以前是由中央银行在国务院的指导下制定的，国务院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行政机关。

这一制度使银行无法为争取储户和借款人而相互竞争。直到2010年代初，利率的固定值远远低于市场条件的要求，这意味着家庭实际上是在补贴国家借款人：储户本应获得更高的储蓄利率，而借款人本应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这导致的后果是，已经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依然被鼓励扩张，而家庭消费却减少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银行允许银行通过向储户提供高于官方基准利率50%的利率来进行竞争，之前的上限是10%。不久之后，存款利率上限在名义上被完全取消了。

在实践中，银行业官员担心，如果小型银行在市场力量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会造成不稳定，因此他们保持了一项非正式的规则，即存款利率应调整的幅度不应超过基准利率的50%。

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至今仍然存在：利率在名义上已经自由化，但真正的变化不大，银行在竞争客户方面仍然受到限制。

中国最高领导人金融自由化战略的另一个目标是，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人民币作为一种储备货币的价值，值得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中，SDR是中央银行用来进行交易的账户单位。央行希望，如果人民币能够拥有这一地位，它将鼓励其他中央银行购买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使中国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然而，问题在于，特别提款权中的货币应该可以在国际交易中自由使用，并经常进行交易。中国的资本控制使其难以满足这些标准。为了绕过这块绊脚石，中国政府声称存在一个人民币的流动市场——香港，这是人民币离岸市场，那里的货币汇率波动比中国本身的波动更大。

当中国政府在2015年8月突然让人民币贬值，试图统一大陆和香港的价格时，这种变通的问题就变得很明显了。令人担忧的资本外流，正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推动的香港市场促成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同意在2015年11月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当时，中国央行在放开香港货币市场上打了退堂鼓，限制了流动性，削弱了香港作为交易中心的作用。

六年后，香港人民币的离岸资金池仍然很小，人民币在国际跨境交易中仍然只占有限的份额，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也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中国的资本管制仍在实施。

到2016年夏天，刘鹤和其他领导层，已经对导致股市泡沫和银行间市场危机的高风险借贷活动感到厌倦。他们担心，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开始像2007-08年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一样。

因此，中国政府开始了一场去杠杆化运动，以缩小影子银行系统，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中央银行将短期借款利率定得更高，这提高了整体利率，但并没有显著减少信贷量。然后，中国政府加强了监管规则，以防止银行将资金停放在第三方机构来规避监管。

正如计划的那样，新增信贷量下降了，但同时也扼杀了2018年的整体经济，因为事实证明，来自影子银行的借款人不仅从事投机活动，而且还投资于房地产开发和地方基础设施。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退缩，放弃了积极的去杠杆化努力，允许信贷规模再次上升，特别是对地方政府。

在自由化尝试失败后恢复中央控制的模式，可能是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政府对金融科技公司进行了打击，针对技术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反垄断行动，导致了阿里巴巴子公司蚂蚁金服首次公开募股被搁置。

政府把这些措施说成是有利于消费者的改革，在许多其他国家都在试图控制其科技巨头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合理的。但对其来说，这些举措标志着金融开放政策的结束。

2010年代初，这些公司被技术官僚赋予了自由，他们希望金融创新能迫使僵化的国有银行变得更有活力。这是成功的，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新公司迫使金融系统为以前服务不足的客户提供服务。但是，创新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例如，P2P借贷平台向储户提供高利率，向借款人收取更高的利息。

当许多借款人违约时，投资者提出抗议，错误地认为平台是由政府担保的。2018年8月，数千人出现在北京金融街的中心地带，要求赔偿。监管部门开始对P2P贷款机构进行打击，这是今年对蚂蚁集团进行审查的前奏。打击行动在降低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它也使改革的益处发生了逆转，因为许多低收入消费者现在在获得信贷方面的选择更少了。

现任领导人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规律很明显：每次改革的尝试都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危机，并有可能变成更大的危机，促使政府恢复到它最熟悉的状态——指挥和控制。

当然，官方的说法是，没有失败，中国正在不可阻挡地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议程向前迈进。在2020年12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领导人宣称已经启动了2485项改革计划，如期实现了目标。

次月，《人民日报》表示赞同，称336项高度优先的改革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并称赞“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私下里，中国经济学家承认事实并非如此。但他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困扰市场经济体系的挑战，为缓慢进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据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那场危机中对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说：“你曾是我的老师，但现在我在你的领地，看看你的系统，汉克，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还应该再向你学习。”

在特朗普时代，即使是美国，这个世界上经济自由化的主要倡导者，似乎也对自由市场的信念提出了质疑。

但真正的故事既不是中国的改革成功，也不是中国的改革犹豫不决。中国曾试图推进邓小平在1978年发起的、各任领导人都在坚持的改革议程，但基本上没有成功。这种失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债务已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上升到276%（至少）。2012年，六元钱的新信贷才能产生一元钱的增长，202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十元。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头几年的9.6%左右，放缓到疫情开始前几个月的6%以下。工资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也已放缓。而生产力的增长，即在不需要使用更多劳动力或资源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占中国经济扩张的一半之多，在随后的十年中占了三分之一，而今天它估计只占中国6%增长中的百分之一，某些计算方式甚至认为其根本没有贡献，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经济活力正在丧失。

真正理解中国领导人在改革上的态度才能指导投资活动

为什么要理解中国领导人不是抵制改革，而是在改革中失败？原因是，当涉及到中国的前景时，这个看法很重要。如果投资者、企业和其他政府认为是中国领导人是主动拒绝了改革，并且中国在不改革的前提下也能实现增长，那么他们就会支持并投资中国的现行模式。

但是，如果他们了解到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已经尝试过自由化，但却退回到低生产率的命令式经济，那么他们就会犹豫不决，甚至退出，并坚持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艰难的改革，以此来赢回他们的信任。

中国现任领导人曾说过，没有改革中国就会走入死胡同，如此看来，反噬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它何时到来，以及中国政府是否会采取每一个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被迫采取的大胆措施。

对中国的持续进步持怀疑态度的人以前确实是错了，他们必须解释出现在与当时的不同，才能证明他们的看跌是正确的。以下三个因素是最有说服力的。

首先，近年来，仅债务利息（别忘了本金）就已经增长到年度GDP增长值的两倍：这种情况正在导致银行倒闭、重组和国有企业的重大违约。

第二，自灾难性的“大跃进”导致的大规模饥饿以来，劳动人口首次出现萎缩，这将导致劳动力减少，在中国供过于求的住房市场上购买房产的人也在减少。

第三，从1978年到2015年左右，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努力与中国打交道，为其获得全球机会铺平道路。现在情况不再如此，即使是开放市场的民主国家都还没有就未来对中国采取的立场形成共识。在许多方面，中国从全球对其崛起的热情中享受到的有利因素已经变成了不利因素。

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吸引私营企业加大投资力度，不能说服主要经济体与中国保持交往，那么中国清晰的经济前景就会蒙上阴影。新任领导人时代的改革努力已经催生了一系列的小高潮，每一次都减少了未来尝试的空间。

中国政府最近还把这些高科技奇才誉为数字时代的明日之星，现在却急于看到他们的忠诚，把鼓励他们更积极地竞争和创新抛到了一边。由于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水平已经非常高，只要全球资本流动和供应链不枯竭，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加贷款来勉强维持两到三年的经济稳定。如果企业和投资者真的撤退，或者中国在国内更积极地提高利率，那么清算可能会来得更早。

政府可以选择缓和这个过渡，但无法避免它的到来。与1991年日本的资产泡沫破裂时不同，中国不是一个成熟的高收入国家。农村收入的增长使中国更加强大，但这不会产生高度先进的城市或高科技机器。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运动设想了一场消费革命。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只要中国政府从支持企业转变为迫使企业为消费者服务，通过出售国有企业，中国可以筹集数万亿美元来偿还债务、资助医疗保健和支付碳减排，同时激起良性的私人竞争。

这些和其他许多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途径是可行的。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观念将不得不牺牲，目前来说，中国离这个目标还太远。

在某个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必须面对这种权衡：可持续的经济效率和政治上的无所不能是不能并存的。纵观历史，中国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在面临这一难题时，都试图掩盖生产力的下降，以争取时间，并不断寻找掌控一切的方法。

而事实上，最近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已经无法获得。中国政府将放出特定的一些数据，但如果它能找到一种同时保持稳定、国家控制和经济活力的方法，它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鉴于现任领导人时代的改革记录不甚明了，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如果中国遭遇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命运，未能通过改革摆脱生产力下降的困境，情况就会变得暗淡。房地产和公司债券的资产价格将大幅下降，人们的财富蒸发会引发政治不满情绪。由于过去对政府确保稳定承诺的过度依赖，信心会随之动摇，新的投资将减少，创造就业将放缓，税收和收入基础将萎缩。所有这些都已经在发生，中国将被迫在未来做出更困难的选择。

这意味着对中国和它的海外合作伙伴将经历一段痛苦的紧缩时期，他们已经把中国作为铁矿石的买家、发展援助的提供者，初创企业和许多其他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来看待。这将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后果，因为大国竞争关系正在进行重新的调整，北京可能会变得更加好战，以寻求解决方案。反之，它也可能回到前些年的国内发展重点：恢复邓小平的告诫，将重点保持在有限范围内。

经济学家没有能力预测领导人会做出哪些重大的政治选择。然而，历史确实表明，每一个即将进入高收入状态的国家都经历过系统性危机，尤其是银行业。那些接受调整的必要性，把不改革就能提高效率的幻想抛到一边的国家，会更有竞争力。

中国在接受改革和调整方面有着强大的传统，这也是其崛起的原因。改革不是一个被强加给中国的西方议程：它是现代中国的天赋权利。经过十年的失败努力，中国政府正在寻找一个更容易的方法。中国必须重新认识到，改革是最艰难的路线，但也是唯一的路线。